履带车擅自在公路上行驶行政处罚案

　　【案情介绍】

　　2024年8月某日上午，重庆市大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巡查至某某镇新鑫路900米处时，发现一起典型违法案件：驾驶员张某某驾驶一台徐工XXXXX型履带式挖掘机在公路路面行驶。该车辆自重达22吨，履带宽50厘米，正从附近工地驶向1.5公里外的施工点,行进途中造成了公路路面不同程度的损坏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八条关于禁止铁轮车、履带车等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规定。经现场勘查，履带碾压已造成沥青路面出现19平方米的凹陷龟裂，平均深度2-3厘米，其行为已对公路路面造成损害。

　　调查显示，张某某明知履带车禁止直接上路，但为节省200元拖车费，自认“距离短、时间早不会被查到”，在未铺设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侥幸冒险通行。此举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：“除农业机械因田间作业需短距离行驶外，铁轮车、履带车等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不得在公路上行驶”。

　　【主要做法】

　　调查取证：执法人员同步开展三重取证：

　　1.现场勘验笔录：详细记载车辆位置、路面损坏特征及当事人陈述，由张某某当场签字确认;

　　2.影像记录：包含执法记录仪全程视频、履带压痕特写及全景定位照片，建立时空关联证据;

　　3.询问笔录：对当事人张某某进行询问，叙述涉嫌违法具体情形，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

　　上述证据形成完整闭环，完全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对证据合法性、关联性、真实性的要求。

　　处罚流程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四项(“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，铁轮车、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……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”)，大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履行以下程序：

　　1.处罚前告知：向张某某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其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陈述申辩权。

　　2.责令改正：责令张某某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，避免路面损害扩大。

　　3.法制审核&处罚决定：经审核且当事人无异议后，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。

　　本案通过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和教育整改相结合，既有效维护了公路管理秩序，保护路产路权，又强化了当事人守法意识，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，对类似违法行为形成警示效应。

　　【法治意义】

　　本案需厘清两大认知误区：

　　1.“未造成明显损害”不构成免责理由。只要存在擅自通行行为即属违法;只要造成公路路产损害就应当进行处罚，免责适用条件之一只能是“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害”。

　　2.“短距离通行”不适用免予处罚。法律仅允许农业机械在田间作业转移时短距离行驶，履带车等在公路上直接通行的，应当按照执法部门要求立即停驶或驶离公路，避免造成更大的路产损失。只有精准界定，方可为同类案件提供裁判标尺。

　　另外，在证据规则实践层面，创新构建“三位一体”取证模式：以执法影像锁定违法瞬间，以询问笔录固定主观过错，以现场勘验笔录量化损害结果。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有效破解行政执法中常见的证据链不完整问题，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基层执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　　【社会成效】

　　1.法律适用的精准性：本案严格依据《公路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七十六条第四项，明确了履带车擅自上路的法律责任，体现了行政执法中对法律条款的精准把握，为同类案件提供规范参照。

　　2.证据链的完整性：通过现场笔录、影像记录、当事人陈述等多维度证据固定违法行为，展示了行政执法中证据收集的严谨性，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。

　　3.执法与教育的平衡：履带车作为特殊车辆，行驶公路会对公路路面造成损害，其通行应当采取相应措施，而不能以侥幸不被查处的心理直接在公路上行驶，在查处时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普法教育，让当事人认识到行为的错误，并承诺不再犯。本案在处罚的同时责令当事人进行整改，既体现法律的强制性约束，又通过教育引导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行为，契合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的法治原则。

　　4.公共利益的维护：公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，其安全与完好性关乎社会公共利益。本案的查处彰显了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公共资源的保护职责，对预防公路损毁、保障公众出行安全具有示范意义。

　　【结语】小案件与大治理的辩证法

　　这起罚款3000元的“小案”，实则是破解交通运输执法基层治理难题的典型样本。它直指公路路产路权保护中最顽固的症结——当个人便利与公共利益冲突时，侥幸心理往往成为相对人触发违法行为的催化剂。本案通过程序正义强化执法公信力，通过科学裁量体现法治温度，更通过执法队员的普法智慧，将冷漠生硬的行政处罚转化为现场的普法宣传和生动的法治公开课。履带车每一次违规行驶公路的及时制止，每一平方米路面损伤的依法追偿，都是公路路产路权百年大计的坚固基石。这正是“小案件”诠释“大法治”的核心价值：执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戒已发生的违法行为，更在于预防未发生的可能风险，最终让人们养成法治信仰，自觉尊法守法护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