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柔并济破困局：非法营运宝妈 转型就业中的法治创新与社会治理

　　一、总体介绍

　　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。2023年3月，金华市婺城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接到8890投诉，有群众反映，金华市开发区仙华南街零跑汽车制造基地有非法营运车辆频繁活动，当交通执法人员赶至现场查处非法营运案件时，发现违法者是一位为生计所迫的年轻母亲，传统的罚款扣车或许能维护法律威严，却可能将整个家庭推向生存绝境。在按法定程序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后，考虑到宝妈生计不易，执法人员联系辖区企业，帮助宝妈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这不仅实现了从刚性执法到刚柔并济的治理转型，更折射出中国法治文明从形式正义迈向实质正义的深刻变革。

　　二、主要做法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，部分城市边缘群体(如全职宝妈、低技能流动人口)因经济压力选择非法营运谋生。尽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明确禁止未取得许可的客运行为，但单纯依靠罚款、扣车等刚性执法手段，往往导致“罚而不止”甚至激化矛盾。若严格执法，可能加剧贫困家庭的生计危机;若放任违法，则损害法治权威。这一困境暴露出社会治理中“法律刚性”与“人性需求”的张力，急需探索兼顾法理与情理的创新路径。

　　(一)柔性执法与比例原则的实践

　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“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”的原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”。将传统单一处罚转化为“查处+帮扶”的复合模式，避免过度惩戒弱势群体，体现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。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，通过行政指导、社会协作等方式介入帮扶，实现执法刚性与社会关怀的平衡。

　　(二)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

　　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构建，标志着社会治理从条块分割走向系统集成。依托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等法规，联合人社、妇联、社区等机构建立协作机制，将就业帮扶纳入社会治理框架，形成“执法—救助—赋能”闭环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公益组织合作等合法路径，为违规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、岗位对接等公共服务，避免执法权滥用。如在本案中，中队长了解到宝妈的困难后，联系辖区企业，通过辖区企业协助和中队的协调，最终为宝妈找到了一份可以兼顾家庭的工作。

　　(三)预防性法治教育的创新

　　预防性法治教育创新让被动普法上升到内生认同，推动法治信仰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内化。法治教育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石，但在传统模式下，针对违法群体的教育往往陷入“说教式灌输”与“惩戒后补救”的双重困境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源头预防转移。在非法营运宝妈群体帮扶实践案例中，预防性法治教育中展现出创新活力，通过体系重构、技术赋能与机制迭代，推动法治教育从“事后灭火”转向“事前防火”，从“单向传播”升级为“双向共建”。

　　三、社会成效

　　(一)提升执法公信力

　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当执法人员从查处非法营运的执法者转变为帮扶就业的引路人，这一角色转换不仅折射出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，更揭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——执法公信力的提升与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，恰似法治建设的双轮，唯有同频共振，方能驱动社会善治的实现。通过“惩教结合”重塑执法形象，避免弱势群体因生存压力对法律产生抵触，增强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。

　　(二)源头治理社会风险

　　社会风险的本质是系统性失衡。非法营运现象背后，潜藏着弱势群体生存保障缺位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、社会流动通道堵塞等多重风险。本案例实践通过精准识别风险源，构建起三层防御体系，减少因经济困顿导致的重复违法，降低非法营运治理成本。本案例实践中，为了治理非法营运这一社会风险，中队通过精准识别风险源洞悉宝妈的生存困境，进而协调辖区企业构建起三层防御体系，减少因经济困顿导致的重复违法，即从源头上减少宝妈再次从事非法营运的可能性，降低非法营运治理成本。

　　(三)保障弱势群体权益

　　判断一座城市的发达与否，不是看这座城市有多少的高楼大厦，而是看这个城市当中的弱势群体活得有没有尊严，有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。真正的法治权威，不在于惩戒的严厉性，而在于法律能否成为照亮弱势者前行的灯塔;有效的社会治理，不依赖权力的单向度行使，而取决于能否构建人人参与的命运共同体。针对宝妈群体的育儿时间碎片化特点，对接弹性工作制岗位(如社区托管、电商兼职)，推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中“平等就业”条款落地，为同类群体(如残障人士、低技能流动人口)提供可复制的治理模板。

　　(四)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

　　推动执法机关从“管理型”向“服务型”转型，契合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》中“共建共治共享”要求。更深层的价值在于，它创造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。西方传统法治观强调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形式正义，却难以解决结构性社会矛盾引发的违法困境。中国的实践智慧在于，通过制度创新将生存权保障、妇女权益保护、儿童福利增进等多元价值纳入法治实施过程，在动态平衡中实现“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”的统一。这种治理哲学，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”深度契合。

　　此类创新通过法治框架下的“刚柔并济”，既维护了法律严肃性，又彰显了人文温度，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本。未来需进一步推动制度性设计，将个案经验转化为可持续的政策工具。